“五四”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是中国社会发展和文化演变的重要转折点，引发了思想、文学、艺术、翻译、教育、出版等诸多领域的很大变化，当代中国文学文化的诸多重要话题无不与“五四”相关。为进一步探讨“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关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别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于2019年11月15—17日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或提交论文的有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香港以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河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鲁迅纪念馆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40位学者。华师文学院副院长马茂军教授致开幕词，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和华南师大袁国兴教授在开幕式上作学术致辞，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在闭幕式上作学术总结，华师文学院院长段吉方教授致会议闭幕词。
国内外学者就“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学传统”“文本再解读”“影响及流变”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做学术致辞时说，“五四”是中国现代话语中使用最频繁、影响最深远、内涵最多元的生长性概念，百年来关于“五四”的种种阐述已使其像一部文学作品，演绎了许多家国传奇和个人故事，具有纪实性和虚构性，充满了创造和想像的活力，持续地生成着新的诗意，呼唤着研究者个体的阐释和言说激情；这就是对于“五四”不断反顾、描述和解读的“再思考”的意义。华南师范大学袁国兴教授梳理了当前研究“五四”的三种趋向：对文学文化现象本身的研究，包括史料钩沉和作品分析等；对研究对象提出问题和看法，对五四时期青年人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当代解答；“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研究“五四”同时反思关于“五四”的研究，“谈不尽的五四”正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持续互动、历史与现代互相对照的结果。
从晚清到“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观念、主体群落、思想学说的生成时期，诸多时间节点、历史概念、主题演变、思想脉络等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和厘清。河北大学田建民教授重新厘定了新文化运动发生、高潮、落潮三个阶段的时间点和特点；广州大学付祥喜教授讨论了五四前后“文学”概念的生成和演变；广州鲁迅纪念馆吴武林研究馆员从科举文化的终结分析五四时期新知识群体的产生。香港岭南大学许子东教授则考察了从晚清到五四再到延安时期“官/民”关系描写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思想的现代衍变；西安交通大学张勇教授描述了从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历史脉络。
五四文学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中西文化的关联、意义和缺失、经典化等，也是“再思考”所关注的问题。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论文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传统的“士的道统力量”、西方现代“先锋文化”以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广角视域中分析了系列的五四文化事件及其“世界性因素”，讨论五四精神培养出来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和人生道路。日本和光大学加藤三由纪教授通过留日学生王拱璧“改造旧村”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以及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说，梳理中日现代知识者群体在五四前后“共同的思想平台”。韩国高丽大学张东天教授描述了20世纪初日据时期韩国的世界文学观念以及韩国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接受情况。袁国兴教授认为，艺文理性在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让艺文理性意识获得充分施展的空间，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当代中国文化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武汉大学邬非非博士的论文分析了“民间”文学传统的困境以及新文学书写者的身份认同焦虑。方长安教授通过重审《百年诗钞》，在五四文学传统的思路中细读闻一多选诗的经典化问题。中山大学陈希教授梳理了“鲁郭茅巴老曹”与现代作家作品经典化的过程。
鲁迅和周作人是众人讨论的焦点对象。学者们通过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时期其它文本的再解读来深化细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在五四文学的大背景中讨论相关作家作品的价值。四川大学周维东教授以鲁迅1933年发表但未被学界重视的《现代史》为对象，考察其中最核心的“变戏法”意象以进入鲁迅的话语体系，分析鲁迅对于新知识分子、现代文化、游民文化的理性思考。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张钊贻教授通过比较中外历史中的“吃人”来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国民性”问题。中山大学刘卫国教授在《狂人日记》主题的三种通常说法中提出了“反省吃人恶习”之说。韩国高丽大学高点福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刘潇雨讲师分别从叙述学和空间理论讨论了鲁迅《孤独者》中的心灵孤独、自我象征、精神危机和精神自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龙永干教授从《出关》分析鲁迅的“讽世”“自况”和对道家的批判。佛山科技学院巫小黎教授从文化产业的视角分析鲁迅的文化选择和价值理念。华南师范大学陶然博士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梳理了与鲁迅相关的杨荫榆和“女师大风潮”事件。华南师范大学王昊博士通过与鲁迅散文诗《复仇》的对话来讨论汪曾祺小说《复仇》的思想意义和写作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姚玳玫教授通过对1930年代“周作人”经典化构建过程的考察，重新描绘周作人的形象谱系，分析“人的文学”、个体个性的价值、关于文化自由多元的认知等新文化种籽的落地生根，描述区别于鲁迅的另一种五四新文化传统。四川大学陈思广教授也在“人的文学”视线下分析五四时期长篇小说有别于旧文学的“现代转型”。日本驹泽大学佐藤普美子教授以“同感”“经验”为中心分析新诗的伦理价值和美学意义。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教授的论文在五四以来的现代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秩序中分析张爱玲女性/阴性书写的独特价值。
五四时期外国作家作品的翻译也是现代知识分子文化文学观念革新的表征。华南师范大学侯桂新副教授重新讨论了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长沙理工大学易彬教授整理了荷兰汉学家关于鲁迅作品的译介。华南师范大学咸立强教授考察了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本。
重返五四思想文学的现场，追溯和描述其流变的轨迹，反思历史与当下和未来的关系，也是“再思考”所研讨的问题。暨南大学宋剑华教授重新勾勒了“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的思想路径，分析从“个性解放”到“左转”、从“我”到“我们”的历史过程。华东师范大学罗岗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审视“五四”之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华南农业大学傅修海教授通过瞿秋白对于“五四”的回望和言说来分析其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彻底性”的观点。华南师范大学吴敏教授试图讨论周扬现象的复杂性、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滋养和破坏的问题。武汉大学李松教授梳理了十七年时期的“五四”叙述和阐释，中山大学张均教授分析了五四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的离/合、挑战/顺从的关系。
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教授在学术总结时说，反对“五四”的声音一直存在，1920年代中后期便有抛弃“五四”的观点，1950年代又有切割“五四”的倾向，但“五四”与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血肉相连，从来都难以分割，正所谓“脱衣容易剥皮难”，而五四文学文化也是一个不断演变和持续“再思考”的历史过程和现实问题。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段吉方教授最后说，纪念“五四”百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寻找言说“五四”的切入方式，这也是寻找如何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式；五四文学一再被经典化，需要寻找新的阐释方式和描述话语，从而将五四文学文化的研究一点一点地推向广阔和深入。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华师众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不少同学说，听学者们发言和讨论是一种“头脑风暴”，每个场次的评议和前后的学术致辞学术总结，可以得到很多新鲜的感受，对专业学习大有裨益。
会议的相关报道，已由《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李永杰老师以《“五四”文学文化的再思考》为题，发表在2019年11月24日的“中国社会科学网”上。
撰稿：陶 然
摄影：周晨舒
审核：侯桂新 吴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