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5日，《文学遗产》刊发蒋寅教授的文章《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
自中唐以后，李杜一直齐名并称，尽管李杜不可论优劣直到今天仍是学界的主流意见，但在历代的接受和经典化的过程中杜甫明显占有优势。这一现象引出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李杜可否论优劣？二、如何评判李杜优劣？三、杜甫凭什么理由胜出？若从经典化的视角，结合传统的作家品第论便可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学理进行探讨。
从哈罗德·布鲁姆发明“经典化”这个概念以来，文学的经典化问题成为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经典化的决定因素，是一个充满各种理论推衍的可能性并很容易坐实的问题，无论从传播、接受的角度还是从文本构成的角度或其中的道德蕴涵，都不难就经典化的依据提出若干切实的论断。但是，历史远比我们所掌握的事实更丰富、更复杂，有更多发生学意义上的独特性。比如人们熟知的李杜优劣论这个经典个案，还有一连串可继续追索的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索李杜优劣的问题，并在经典化的理论视域下诠释这一古老问题所蕴含的理论萌芽。
首先，在今天谈论李杜优劣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李杜优劣的问题值得讨论吗？经过历史上李杜评价从扬李抑杜到扬杜抑李再到李杜并称的漫长过程，这一问题似乎已到了无须讨论或无可讨论的地步。至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之论出，李杜不当论优劣的看法逐渐成为主流。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终结性的论断之后，再经明人对“陇西趋《风》，《风》故荡詄出于情之极，而以辞群者也；襄阳趋《雅》，《雅》故沉郁入于情之极，而以辞怨者也”的比较，就很自然地得出李杜“趋若异而轨无勿同，故无有能轩轾之者”的结论，而“李杜原齐驾，难将伯仲评”也遂有定论，无论再作什么争辩都显得多余。清高宗 《御选唐宋诗醇》论定李杜“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并称大家而无愧者”，更以钦定宸旨迫使朝野论者顿省 “诗人评李杜优劣，聚讼不已，殊属无谓”。进入20世纪后，以汪静之《李杜研究》、傅东华《李白与杜甫》为代表，有关李杜的比较和评论开始在现代作家论的模式下展开，其间经过70年代初郭沫若和萧涤非的争论，最终回归李杜并提并尊的定论上来。要评判两个作家高低优劣，泛泛而论、统而言之，肯定是不行的，如果采用单项记分制，按体裁来分别对比，或许就可以分判高下优劣了。按照乐府、五古、七古、七律、五律、五绝、七绝诸体裁合计下来，李白总分起码高出杜甫五十分，大体不悖于诗家定论。如果再考虑直到中唐诗坛犹“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普遍崇尚古体的观念，李白总分高出杜甫几乎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两人身后获得的评价和重视，绝对是杜甫占了上风，宋代以后对杜甫的推崇几乎呈一边倒的倾向。
其次，从李杜身后之显晦来看，由中唐韩愈等人鼓吹而形成的李杜齐名的均势，到北宋中叶终于被打破。李白诗歌被污名化与杜甫备受江西派尊崇，最终造成了两家诗歌评价的落差。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就有以伦理性为经典化依据的主张，那么将杜甫推为陶渊明之后又一位凭借难以企及的伦理品位而成就其伟大性的诗人，本来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对他的实际成就及伟大性却始终存在质疑的声音，他绝句的短板和诗歌语言的疵颣也一再为人指摘，屡遭批评。在一味追摹晚唐的南宋，在诗必盛唐的明代，杜甫都曾被排斥在 “唐诗”的主流之外，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历史地看，从宋元到明代后期，诗坛于唐诗名家一直是取法多途，直到明清之交始形成万川归海之势，将杜诗艺术的典范性定于一尊。从此杜甫成为诗家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宗师，而李杜优劣也自然地成了不值一提的话头。与此相应，注杜评杜蔚为诗家显学，各类杜诗学著述层出不穷。延及当代，杜诗仍是唐诗研究中的显学，将杜诗学史和李白研究史的著作数量一比，就很直观地显示出学界对李杜两家关注程度的差异。
再次，回到文学内部，重新推求杜诗的典范性在排除了道德伦理价值以外的文学本身的经典价值所在。一般来说，文学的经典化只有具备以下的要素才能够实现：其一，能够引起情感共鸣的内容；其二，高超的艺术技巧；其三，创造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四，引领时尚风气。英国诗人奥登在《十九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中，曾论及成为大作家的一般条件，说“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则下列五个条件之中，必须具备三个半左右才行”：一、他必须多产； 二、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范围广阔；三、他在洞察人生和提炼风格上，必须显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在诗体的技巧上，他必须是一个行家；五、艺术成熟的过程一直持续到老死。余光中在 《大诗人的条件》一文中将这些条件提炼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五个概念。如果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大家”的界定，则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一、才能全面，无所不备的包容性；二、臻于成熟浑化境地的完成度；三、具有超凡轶俗、他人不可企及的独绝之处，同时也敢于摆落常规。以这些标准来衡量，李白、杜甫毫无疑问都具备大家的品格。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他们身后声名的显晦呢？
由此触及区分李杜高下的关键所在。对于李杜诗歌地位的消长，古今都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杜诗胜在道德加分，但有见识的批评家不会只看杜诗对伦常感情的表现及诗歌话语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而不顾及诗人的应世态度和现实作为。有些论者将杜甫诗中宣扬的政治理想视为空言大话，用今天的文学理论术语来说就是一种话语，它与作者的真实思想之间没有必然和确定的关系。那杜甫究竟凭什么胜过李白？即在于杜诗开辟了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杜甫以“老”评论古今诗歌，从生命趣味到诗歌趣味，从精神层面到写作层面，全面地表现出对“老”的偏爱和崇尚。他既是诗歌美学中“老”境的发现者，同时也是身体力行的创造者。他对庾信文学“老成”之美的发现和表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自我彰显。他晚年的诗歌风格由中年的雄浑劲健走向自然浑成，语言常以虚字造成口语化和散文化的效果，诗体操作则由中年的章法谨严走向任性率意，强烈地表现出“老”所意味的自由适意的写作态度。整体看来，杜甫晚年的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老”所涵容的美学境界，包括风格上的老健苍劲、技巧上的稳妥浑成、修辞上的自然平淡以及声律的精妙变化等等，而诗体操作的率性任意和创作态度的自由超脱及自适性，更是他晚境特有的风貌。这种“老”境非但超越风格层面而上升到美学层面，更与传统美学的核心观念、与中国美学的最高理想联系在了一起，赋予杜诗以一种超越唐代诗人甚至包括李白的夐绝地位。禀赋无限创造力的大诗人李白，没能开创一种新颖的诗歌美学，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主张不过是秉承了六朝到唐初诗歌美学的主流传统。相比之下，杜甫则不仅以沉郁顿挫的风格在众名家中独树一帜，更以“老”境在古典诗歌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型。叶燮《原诗》将韩愈与杜甫、苏轼并列为古今三大诗人，他们的独创性不只是停留在题材、技巧或风格的层面，而更表现于以大量的具体创新形成整体的美学倾向，在美学层面给诗歌写作带来巨大的冲击力，体现了古代批评家将美学层面的独创性置于品第最高位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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