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珠江人文讲坛”系列报告之二十三成功举办
——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意义
2017年4月20日晚，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珠江人文讲坛”系列报告之二十三在文一栋五楼讲学厅举行。今年适逢五四新文学运动百年，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勇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作了题为“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意义”的学术报告。报告由我院博士生导师姚玳玫教授主持，现代文学教研室的部分老师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们参加了此次活动。
讲座伊始，刘勇教授便提出了核心问题：五四文学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一百年了，那么，在大力提倡国学的现实环境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如何理解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刘教授说，文学传统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滚动式的建构过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文学处于主流位置，吸取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世界文化资源，用于建立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国家；但现在，这个学科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正在走向边缘，而国学回到了中心位置，这是由中国社会现有的发展特点来决定的，随着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中国人应该从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和文化自信，这就带来了国学的复兴，而现代文学走向了边缘，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另一方面，新文学的边缘化带来了回归学术、“文学史越写越薄”的经典化，同时，历史也给予了新文学在寂寞当中的沉淀和反思的机会。新文学不会随着国学热而消失，其价值无可替代。刘教授认同王富仁先生的“新国学”观点，认为五四新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新国学”。刘教授廓清了晚清文学、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可以打破教学研究的某些历史局限，应该重视晚清大师的文学价值、学术贡献和过渡期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观点不能够作为一种学术逻辑来淡化现代文学的独特性。刘教授也不赞成“民国文学”的说法，因为文学史的时间不能等同于历史的时间，“民国文学”的概念是按照朝代更替的时间来划分文学历史，与文学史自身的发展和流变过程并不完全契合；在日后的“大文学时代”里，中国文学的观念或许会由“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部分组成，而所谓“现代”即是相对于“古典”的、划时代的新文学创造过程。
接着，刘勇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起始点、边界和特点等问题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现在存在着一种“自我膨胀”的倾向，譬如，在时间上，有学者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推到1890年，原因是这一年出版了小说《黄衫客传奇》；刘教授认为，从“划时代”和“影响”的角度看，这种“前移”未必合适。再譬如，在空间方面，有学者将通俗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旧体诗词等内容并入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希望抹平这几者之间的“鸿沟”；刘教授认为，通俗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当然有其自身价值和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但不必并入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有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问题，不必要搞那种“大国沙文主义”。
刘勇教授进而具体分析了五四新文学“经典意义”的几个突出特征以及他的“百年反思”。他以“一点难求，巨星满天”八个字高度概括五四新文学的基本面貌。他在古今中外的时空图表中，说明新文学是古与今、中与外相交汇相碰撞之中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节点，这才会出现诸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新月社、现代派、京派、海派等多种流派中巨星满天的文学现象。他从现代文学馆作家挂像的取舍难题入手，形象可感地说明了何谓现代文学之“巨星满天”。他说，一百年前，推进古老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为什么不是一场科技革命，而是一场文化运动呢？鲁迅的弃医从文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代人的普遍行为，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胡适、田汉、阿英、丁西林、郑振铎、夏衍、洪深等人都改变了原来学习的专业，不约而同地把眼光投射到文化、文学上，这是“天降大任”、“走向世界”的青春一代，这一代有识之士的“从文”是对历史民族命运的自觉思考和生命选择，正因为有了这些具有世界眼光、有强烈民族意识、对民族命运有着自觉体认、自觉选择个人命运的年轻群体，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刘勇教授一路漫谈文学名家，评点历史掌故，其深厚的学术涵养、信手拈来的故事、风趣幽默的话语，引来了听者的赞叹和欢笑，全场师生沉浸在愉快的学术情绪之中。
刘勇教授接着从作家的角度来讲述五四新文学的突出特征。他用“新文学作家”、“国学大师”、“外国文学翻译家”三个头衔来概括现代文学作家所具有的跨文化品格，这种品格使得这一代作家最注重创新，同时又最注重传承；最强调立本，同时又最强调开放；最渴求自由，同时又最勇于承担责任；最深刻地批判社会，同时又最无情地解剖自己。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庞大的《闻一多全集》以及闻一多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古文字、音韵、民俗、版本等领域的研究和闻一多的篆刻印章，令后人惊叹，这些新文学作家同时也是国学大师。刘教授用丰富的图片向大家展示了鲁迅、郁达夫、茅盾、林语堂、叶圣陶、沈尹默等人的书法手迹，来说明现代文学作家的国学功底。这些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作家同时还是精通多种外语、有着多种译作的外国文学翻译家。刘教授讲述了自己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所看到的周作人、郁达夫留学日本期间读书的书单，周作人和郁达夫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大杂家，与他们广泛阅读各类学科的书籍直接相关。
五四作家之所以能够创造出“新文学”，还缘于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资源，有三大文化版块对现代作家影响很大：日本文化、俄罗斯文化和欧美文化。刘勇教授用大量的图片，以自己镜头和眼里的日本、俄罗斯和欧美为观察点，讲述了他对这三种文化的独特理解和认识。从京都千年老字号的烤年糕到美国西点军校的“大门文化”，从莫斯科城的两千多个图书馆到英国的文化创意，从不变的城市街道到郊外浩瀚的森林，从文学到雕塑、绘画、音乐、设计师等，刘教授的讲述带领听众游历各国，去想像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世界足迹和宽广的创作胸怀，更具体地去理解新文学的特性。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中，刘勇教授回答了同学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位置、学科的框架和现代性的大问题，以及道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林语堂的影响、刘教授自己论著中的“性恋”小说概念等具体问题。讲座时间延长了半个多小时。主持人姚玳玫教授宣布讲座结束后，很多同学仍然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开现场。
这场兼具学术性、人文性、趣味性的讲座，让我们从多方面重新认识了五四新文学，重新去反思现代文学自身的独特品质，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学科的认知。刘勇教授对于学术大问题的鲜明观点、宽阔而深厚的知识积累、生动幽默的讲述风格、饱满充沛的学术热情，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撰稿：陈怡静 杜丽 审稿：吴敏